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強調，要加大國際追逃追贓力度,決不讓腐敗分子逍遙法外,給妄圖外逃的腐敗分子以震懾。可是快10年過去了，盡管我們采取了多種努力，仍未將他追回來。我們正是利用了外逃人員的這種心理落差，再加之“愿意接受遣返即可認定為自首”等一系列刑事政策的誘導，最終成功使外逃人員回國。

　　黃風：這可能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相比于那些已經被抓回國內的貪官，老百姓往往更關注那些逃出去的貪官，因為這些人更能引起大家的氣憤，對公眾輿論的沖擊力更大；另一方面，現實中需要承認的是，仍然有一些重大的貪官外逃案件沒能得到解決，個別“巨貪”仍然逍遙法外。

　　最后，如果外逃人員既不能被引渡、遣返，勸返也無效，我們還可以向外逃人員所在地的司法機關提供外逃人員觸犯當地法律的證據，比如偽造移民身份或者洗錢等，以異地追訴方式，使得外逃人員面臨被遞解出境的法律后果或者迫使其自愿接受遣返。

　　在多年實際工作中，我們也總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追逃方式，比如勸返。5月，中央紀委專門召開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部門國際追逃追贓工作座談會……

　　今年以來，打擊外逃貪官工作被有關方面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由于我國《刑法》中規定有死刑，于是對于那些堅持“死刑不引渡”原則比較徹底的國家，引渡就存在一定的障礙。同月，在中央紀委內部機構調整中，外事局與預防腐敗室整合為國際合作局。

　　中國青年報：打擊外逃貪官，我們通常有什么招兒？

　　黃風：近年來，我國在緝捕外逃人員特別是外逃貪官方面的成效不錯，一大批外逃人員被引渡、遣返，許多國家也與我們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目前，我國已經與37個國家簽訂了雙邊引渡條約，與周邊國家以及發達國家的締約速度也明顯加快。一般情況下，貪官出逃大都是想到國外既逃避處罰又過上他們想象中的優越生活。當時案發后，高山攜巨款逃往加拿大，在當地深居簡出。

　　黃風：國際最慣用的做法是引渡。

　目前，外逃貪官轉移資產的方式日益多樣化，比如地下錢莊、表面上看起來合法的投資或設備購買行為等，不仔細甄別很難發現。高山最終之所以選擇放棄訴訟、被遣返回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意識到，如果官司繼續打下去，不但他的移民身份，就連他家屬的移民身份都可能被剝奪。

　　中國青年報：可是，在許多公眾眼中，我國貪官外逃問題依然嚴重，打擊力度似乎還是不夠。

　　中國青年報：具體的困境有哪些？

　　比如曾任浙江省溫州市副市長、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的楊秀珠，其已被查清的涉案金額高達兩億多元。這里面既有我國與荷蘭尚未簽署引渡條約的原因，也折射出我國當前在打擊外逃貪官方面所面臨的典型困境。在沒有與我國簽訂引渡條約的國家，我們一般采取遣返非法移民的方式來達到境外追逃目的。

　　死刑問題是當前引渡中的一個難題。可是現實中，一些國家面對我國提出的引渡或遣返請求，習慣于聽信逃犯關于“回國后可能遭受政治迫害”的辯稱，對于一些犯罪事實已經非常清楚的外逃人員，特別是一定級別的外逃官員，既不積極遣返也不給出像樣的理由。勸返簡單而言就是利用刑事政策、心理戰術等，最終說服外逃人員回國接受審判。特別是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主犯賴昌星被加拿大政府遣返前后所引起的一系列連鎖效應，讓我們在境外追逃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顯著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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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青年報：我們在打擊貪官外逃方面做得怎么樣？

　　打擊外逃貪官，國際最慣用的做法是引渡

　　我們當前在打擊外逃貪官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績，又面臨哪些困境？對于外逃貪官，我們如何才能做到提前預防？日前，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長期關注貪官外逃問題的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黃風教授，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

　　黃風：在各國引渡法律中，都有“政治犯罪不引渡”的原則。在許多案例中，我們發現，一些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給外逃人員轉移資產出謀劃策，再有就是許多貪腐行為都是通過房地產洗錢，所以也應該將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和房地產商納入反洗錢義務機構范圍。2003年，他逃往美國，隨后輾轉歐洲多個國家躲藏。3月，最高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追逃追贓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級檢察機關要把追逃追贓工作放到與辦案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來對待。2005年，他在荷蘭被當地警方逮捕。可實際上，許多人跑到國外后發現情況并非如此，有的轉移出去的資產被凍結，有的家屬的移民地位受到威脅，有的還要東躲西藏，不敢公開露面。

　　外逃人員被勸返回國，典型的例子就是曾涉2005年東北高速失款案的中國銀行黑龍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原行長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