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日本佛教（Japanese Buddhism）北傳佛教之一。佛教傳入日本，已有1400余年的歷史。
　　
        初傳時期 一般以日本欽明天皇13年（552年）百濟的圣明王進獻佛像、經論、幡蓋和上表勸信佛法，為佛教傳日之始。一說是繼體天皇16年（522年），南梁司馬達等來到大和，建立草堂，安置佛像禮拜，為日本知有佛教之始。不過，當時世人不知佛像為何物，視為異域之神未加崇奉。百濟的佛像傳入日本以后，在朝廷貴族之間，引起激烈的爭論。天皇乃依請求將佛像交給大臣蘇我宿禰稻目試行禮拜。稻目舍出向原的住宅安置佛像。后疫病流行，屢有死亡，大臣物部輿認為是國神的譴責，奏將佛像投于難波（今大阪）的堀江，并燒毀供佛的殿堂。蘇我氏和物部氏之間的信仰之爭，實際上反映了皇室和蘇我氏為代表的主張接受大陸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與以物部氏和大伴氏為代表的貴族反對接受大陸政治文化的政治之爭。
　　
        圣德太子與佛教 佛教在日本流傳后40年，為日本飛鳥時代的開始。圣德太子攝政，下詔傳播佛教，貴族大臣競造佛寺，從此佛教廣傳于日本。推古3年（594年）高麗僧慧慈、百濟僧慧聰來到日本，說法于法興寺。圣德太子奉慧慈為師，學習佛教。12年，圣德太子制定憲法17條，其第2條就是“篤敬三寶”。由于圣德太子的弘揚，日本佛教很快得到流傳，據推古32年統計，時有寺46所，僧816人，尼569人。
　　
        大化改新 圣德太子死后25年，日本發生了“大化改新”，即模仿中國唐代文物制度，進行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完成了國家的統一。由于促進這個革新運動的中心人物，如被任命為國博士的高向玄理、僧旻等，都是入唐留學僧，故使佛教進入一個新時期。大化元年（645年）在百濟大寺召集僧尼，頒布了興隆佛教的詔書，首次任命十師，并設置法頭檢查全國各寺僧尼，對于僧尼脫籍的寺院，都施給土地，天皇還資助建造寺院。
        奈良時代（710～784年） 圣武天皇治世的天平年間，奈良佛教極盛，有五大寺。天平13年（741年），又敕建東大寺，并于諸國建國分寺，以東大寺為總國分寺，統轄國分寺。
        東大寺是圣武天皇發愿，良辨僧都奠基，行基菩薩勸化，天竺婆羅門僧菩提仙那導師完成的。他們被稱為東大寺的四圣。所鑄毗盧舍那佛，稱為奈良大佛，是日本最大的佛像。中國唐代鑒真受請赴日傳戒，天平寶字3年（759年）于奈良建立唐招提寺。天平寶字8年，又于奈良之西建立西大寺，與東大寺相對。于是有了奈良七大寺。
　　
        南都六宗 在飛鳥時代至奈良時代之間，直接和間接從中國傳入了六個佛教宗派或學派：即三論宗、法相宗、俱舍學派、成實學派、華嚴宗和律宗，稱奈良六宗。后遷都平安（今京都），又被稱為南都六宗。
        三論宗以高麗僧慧灌為初祖。慧灌僧入唐從嘉祥吉藏學三論，推古天皇33年（624年）赴日，把三論傳入日本。慧灌門下，人材頗多，福亮為其高足。其弟子智藏入唐后回國進行講學，為三論宗第二傳。智藏弟子道慈亦入唐，廣學經典，回國后傳三論之學，為三論宗的第三傳。成實學派在中國曾盛極一時，出了不少學者，但傳到日本卻未獨立成宗，被稱為三論宗的附宗。
        法相宗是道昭傳入日本的。道昭在白雉4年（653年）隨遣唐使入唐，受教于玄奘，與窺基同學，在唐7年，回國后住奈良元興寺，并巡歷各地，大弘法相唯識。文武天皇4年（700年）寂于元興寺禪院，遺言火葬，為日本實行火葬之始。道昭之后，智通、智達亦入唐，從玄奘：窺基師徒學法相宗。不久，智鳳、智鸞、智雄等，亦依敕入唐，從智周學唯識教義。以上三傳，第一、二傳合稱為南寺傳或元興寺傳，第三傳稱為北寺傳或興福寺傳。時有行基者，曾受教于道昭學瑜伽和唯識；足跡遍及全國，廣建寺院，架橋修路，周濟貧民。天平17年（745年），受任為大僧正，日本大僧正之官自此始。此外還有玄昉，也曾入唐學法相18年，帶回大量藏經，被稱為法相宗的第四傳。俱舍宗附屬于法相宗。
        華嚴宗是因新羅僧審祥在日本開講《華嚴經》而成立，故審祥被奉為華嚴宗初祖，以請他宣講《華嚴經》的良辨僧正為第二祖。審祥初住大安寺，后任東大寺別當（住持），主持寺務和法務。其弟子相續，后受持此宗，并以東大寺為華嚴宗本山。審祥的老師是中國華嚴宗的第三祖法藏，所以他的法脈也間接傳自中國。
        律宗是奈良六宗中最后傳入的宗派。開始有興福寺的榮睿與大安寺的普照，鑒于日本戒律不興，入唐求律，并敦請鑒真東渡。鑒真曾5次航行失敗，經過12年苦心精進，始到達日本，而榮睿則于途中病故。鑒真到日本后，先在東大寺佛殿前建筑戒壇，為天皇、皇后和皇太子等授菩薩戒，一時受戒的達400余人，繼于寺內建戒壇院，為隨從比丘依受戒羯磨（作法）重受新戒。后在唐招提寺終其一生。生前由其弟子所塑的遺像，至今猶存，為日本的國寶。
        此時期的日本佛教除從中國引進外，本身沒有創新，但制度逐漸完備，從僧官的設置、僧位授與、僧侶的品行衣食住所，均有詳細規定。佛教被作為鎮護國家的要法，與政治關系密切，僧侶待遇優厚。寺院都建于城市，被稱為“都市佛教”。但僧侶在朝廷的支持下，兼并土地，穢亂法門，出現了墮落的趨勢。
　　
        平安時代（784～1192年） 或稱平安朝。這一時期，日本仍不斷向唐朝派遣使節和留學生，學習進步的工藝、美術和宗教等，通過遣唐使傳入中國進步的文化。其時日本天臺、真言二宗相繼創立。唐貞元二十年（804年），最澄、空海奉敕隨遣唐使藤原葛野磨到中國求法。回國后，最澄在比睿山創立日本天臺宗，成為臺密的創始人；空海在高野山創立日本真言宗，后被稱為“平安二宗”。
    最澄、空海之后，密教大盛，主要流行于貴族之間，繼他們入唐學密的，東密除空海之外，有常曉、圓行、慧運、宗睿；臺密除最澄之外，有圓仁、圓珍。這八人被稱為“入唐八家”。
        神佛習合與新宗派的產生 在平安時代，日本佛教中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種是要使本國固有的神祇崇拜，與外來的崇拜佛、菩薩相融合，即所謂“神佛習合”思想。在佛寺的境內可以建神社，在神社的境內也可以建佛寺，神號與佛號一致。這種思想一直到明治維新時期提出“神佛分離”之說后才結束。另一種是對教理深奧流傳于貴族中的天臺宗與真言宗等表示不滿。引起凈土思想漸次普及，以至后來產生了凈土宗、真宗、禪宗、日蓮宗等許多宗派。
　　
       中國晚唐時期，禪宗極盛，然尚未正式傳入日本。9世紀時，嵯峨帝皇后桔氏，篤信佛教，特別崇仰中國馬祖道一法嗣鹽官齊安的禪風，特派僧慧萼來華延請齊安。齊安推薦高足義空應請。義空率法弟道昉東渡，初住京都東寺。皇后時請入宮，詢問禪要，后創建檀林寺，被請為開山，桔氏遂被稱為檀林皇后。義空以當時日本天臺、真言二宗正盛，不立文字的禪宗不易推行，居日數年，借故離日回國。其后慧萼再度入唐，于五臺山請得觀音圣像，唐大中十二年（858年），回國至普陀山洋面時，船不能進，因而上陸建寺，供奉觀音，普陀山遂為中國佛教四大道場之一。此后，日本到中國有名高僧有　然、成尋、俊芿等。　然于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入宋，為太宗召見，住太平興國寺。后歷訪各地巨剎和當時名僧。雍熙四年（987年）回國，赍回宋版大藏經和旃檀釋迦像（亦稱旃檀瑞像）至今猶存于京都嵯峨清涼寺。成尋于熙寧五年（1072年）入宋，過長江時，曾受到金山寺寶覺務周的齋請。后于太平興國寺與日稱、天吉祥等參加譯經，賜號“善慧大師”。元豐四年（1081年）示寂于開寶寺，敕葬天臺山。著有《參天臺五臺山記》、《觀心論注》等。俊芿于元豐元年入宋，歷游兩浙名剎。就四明景福寺了弘學戒律、松江超果寺宗印學天臺教義。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赍律部書327卷、天臺章疏716卷、華嚴章疏175卷及其他雜書共2000余卷回國。后為京都泉涌寺開山，真言律宗之祖。
這一時期的日本佛教，因受盛唐的影響，多在名山建立寺院，開創了日本的“山岳佛教”。與政治的聯系也不如前代那樣密切，可以說從政教合一轉變為政教并立。佛教的任務是祈禱國家平安。以后的日本佛教派別，不再單純是中國的佛教。最澄的天臺宗已是臺、密、禪、律的“四宗合一”、“圓密一致”。空海的《十住心論》對佛教本身來說是一種發展。
        鐮倉時代至安土桃山時代（1192～1603年） 這一時期歷經南北朝時代（1333～1392年）、室町時代（1392～1573年），直至安土桃山時代（1573～1603）為止，除前代各宗延續外，又建立了凈土宗和禪宗，還產生了日本特有的凈土真宗、時宗及日蓮宗等派別。
　　
        凈土系宗派的勃興 凈土思想早已傳入日本，但凈土宗卻是源空依中國唐代善導的《觀無量壽佛經疏》深信彌陀本愿理論而創立。源空應藤原兼實之請，撰《選擇本愿念佛集》，標榜“偏依善導”，專修念佛，建立凈土宗。他門下有圣光的鎮西派、證空的西山派、隆寬的長樂寺派、覺明的九品寺派和幸西的一念義派，合稱為凈土五流。此外屬于凈土系的還有融通念佛宗和時宗，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十三宗中之二宗。
        自凈土宗分出的還有以親鸞為宗祖的凈土真宗，亦稱“真宗”、“一向宗”。親鸞撰《教行信證文類》6卷，作為創立凈土真宗的根本圣典。真宗以凈土三部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為依據，崇奉印度的龍樹、世親以及中國的曇鸞、道綽、善導和日本的源信、源空七位高僧，稱為三國七祖。親鸞寂滅后，其幼女覺信尼與親鸞之孫如信和散在各地的弟子相謀，于京都東山大谷親鸞墓旁建立佛閣，奉置親鸞的影像，為本愿寺的起源。本愿寺的住持，順序血脈相傳。到第11代以后，分為東、西兩派，加上興正寺派、佛光寺派、錦織寺派、毫攝寺派、專照寺派、證誠寺派、誠照寺派等，即為現在真宗的10派。1948年北海道還成立有真宗北本愿寺派等。目前真宗系共計有22個教團。
　　
        榮西與道元 中國禪宗早由道昭、道睿、義空等傳入日本，然未獨立成為宗派。后睿山的覺阿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到中國，從杭州靈隱寺佛海禪師慧遠受臨濟宗楊岐派法脈，四年后回國，是日本有臨濟禪之始。及榮西自宋回國，才開創日本臨濟宗。
        榮西于乾道四年（1168年）四月到中國，登天臺山巡禮圣跡。同年九月，攜帶天臺章疏30余部回國。淳熙十四年（1187年）再度入宋，受傳佛心宗，時懷敞住持天童寺，又親侍左右，遂嗣其法，傳臨濟正宗法脈。紹熙二年（1191年）回國，初于博多津開圣福寺，盛倡臨濟禪法。日建仁2年（1202年），源賴家于京都建立建仁寺，請他為開山。他為提倡禪宗，著有《興禪護國論》3卷。后應源實朝之請，赴鐮倉創立壽福寺，開始傳禪法于關東，為日本臨濟宗的開祖。中國宋代禪宗盛行，日本僧人入宋求法和中國禪僧前往日本傳禪的，絡繹不絕。古來日本稱禪宗為24派。其中3派屬于曹洞，21派屬于臨濟。榮西滅后25年，圓爾辨圓入宋，于浙江徑山，得受無準師范禪法。五年后，蘭溪道隆赴日，大倡教外之旨于鐮倉，北條時賴將軍大喜，創立建長寺，請為開山。弘安元年（1278年）入寂。門下有24人，最有名的是南浦紹明。他入宋回國后，應北條貞時之請，繼主鐮倉建長寺。其后傳禪的，還有車明蔥日、東陵永玙、兀庵普寧、子元祖元、一山一寧、清拙正澄、大休正念等有名禪僧。
        榮西滅后，日本禪宗逐漸得勢，但多屬臨濟宗派。及道元入宋歸國，于嘉禎2年（1236年）在山城京都極樂寺舊址，開堂講法，設立僧堂，賜寺額為興圣寶林禪寺，是日本有曹洞宗之始。
        道元24歲時入宋。時曹洞宗如凈禪師主天童寺，道元從學三年，嗣其法，為洞山第14世正統。南宋紹定元年（1228年）回國，初寓京都建仁寺，寬元2年（1244年），波多野義重于越前（今福井縣）建大佛寺，被請為開山，這就是現在曹洞宗的大本山永平寺，道元遂成為日本曹洞宗的開祖。曹洞宗的信徒多為地方農民，臨濟宗的多為將軍武士，故日本向有“曹洞土民，臨濟將軍”的俗諺。
        五山文學與茶道花道 禪宗自鐮倉時代傳入日本后，經吉野時代（亦稱南北朝）至室町時代的200余年間，由于朝野崇奉，不斷得到發展。臨濟宗14派的本山，幾乎都在京都和鐮倉。當時模仿中國宋代禪宗五山十剎制度的鐮倉五山和京都五山的僧侶，致力于詩文的研究，形成了所謂五山文學。其后日本遣明的正副使節，多數為五山僧侶所擔任。其中知名的有了庵桂悟和策彥周良等。此時禪宗的思想、文學、美術、風俗、習慣等，對日本國民生活的影響很大。如茶道、花道、香道與書道等，均隨禪宗的發展而流行。
        獨立發展的日蓮宗 該宗以創宗者日蓮的名字命名，與中國佛教無直接關系。日蓮認為只有《妙法蓮華經》是正法。建長5年（1253年），歸鄉訪親，4月28日登清澄山，向著海上初升的紅日，高唱《南無妙法蓮華經》10遍，為日蓮宗創立之始。為了宣揚自己的新教義，他對其他宗派進行了劇烈的批駁，因此三度被流配。其教化方法有所謂“折伏”（惡逆的教化）和“攝受”（順信的教化）兩種。滅后由其門下的日昭、日朗、日興、日向、日頂、日持等六老僧葬其遺骸于身延山，建久遠寺，即今日蓮宗的總本山。著作有《守護國家論》、《立正安國論》等300余種。后來日蓮的弟子各分成許多派別。近代日本新興宗教的幾十個教團，有70％屬于日蓮系。
        這一時期，各派都采取否定現實的態度，厭惡穢土，欣求凈土或耽于禪，教義和規則都較簡單，具有“平民化”的特點。這些新派別還與日本15～16世紀的農民起義有關系。如1488年加賀國（今石川縣）地區爆發的真宗農民起義、1563年參州一向宗起義、1570年伊勢長島真宗僧徒起義等。而加賀國地區的真宗農民起義的勝利，使其后百年間加賀國的管理權掌握在真宗教徒手中，由農村上層、僧侶和農民代表組成領導機構。末期，由于儒學影響的擴大，佛教的影響逐漸縮小。
　　
        德川時代（1603～1867年）儒學特別是朱子學取代了佛教，成為德川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佛教的影響進一步縮小。當時京都佛教雖趨衰落，但關東地區（指箱根以東的關東八州，即今東京橫濱地方）的佛教漸盛。德川幕府一方面采取鎖國政策，同時訂立各方面的制度。對于佛教，自寺院的等級，僧階的高下，乃至僧侶的法服等，都有一定的規制。先定皇室的佛教制度，明示“門跡”、“院家”以下的級別。門跡有“宮門跡”、“攝家門跡”及“準門跡”之別，訂立晉級的法規，禁止僧位、僧官的濫授。劃定區域，一寺一山皆令有所隸屬。以總本山轄大本山，以大本山統攝其所屬各寺。 如凈土宗以東京增上寺為本山統轄關東諸寺；天臺宗以日光門主統轄一宗；真宗東、西兩派的別院各設“輪番”（別院輪流住職之稱）等。這些制度小自一寺、大至一宗一派，其實遵守的法規，修行的階段，僧階的晉級，法衣的等差等，完全具備，一直維持到明治維新以前。

        日本禪宗自鐮倉時代以來，由臨濟與曹洞兩宗平分天下。到了德川時代，由于鎖國政策，只留長崎一港與外國通商。當時中日貿易商舶往來頻繁。居住在長崎的華僑，先后開創了分紫山福濟寺（漳州寺）、東明山興福寺（南京寺）和圣壽山崇福寺（福州寺），即所謂三唐寺。三唐寺的住持，均從中國請去。最初有明僧真圓、覺海、超然、逸然等。后有福州黃檗山萬福寺，在臨濟、曹洞之外，另立黃檗一宗，成為日本禪宗三派之一。
　　
        明治維新后　日本興起資產階級改革運動，提出王政復古、“神佛分離”和“廢佛毀釋”。首先命令門跡親王復飾（還俗），廢止宮廷的佛教儀式，排除神社內的佛像，廢止供于神前的佛具，禁止僧侶參加神道儀式，禁止“神佛混淆”，頒布所謂“神佛判然”的法令。從而日本各地發生了燒棄佛像佛畫、破壞寺廟堂塔、命令僧尼還俗、把寺院改作醫院和學校等事件。明治5年4月25日，新政府以太政官布告，許可僧侶帶妻食肉和蓄發，同時又命僧侶于法名上加姓，于是某些寺院的僧侶便公開娶妻食肉。佛教僧徒為適應新的形勢，興辦各種社會事業，派遣僧侶出國考察和留學，創辦學校，培植人材，并開始向國外傳播佛教及從事監獄的教化等。明治22年，日本政府頒布憲法，允許信教自由，各宗競相興辦大學或專門學校，出版了不少佛教著作，同時于各大學設佛教講座，一時佛教雖有復蘇的跡象，但總的趨勢是影響越來越小。自明治維新以后的60年間，日本的佛教形成了13宗56派。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 1945年12月15日占領軍頒發了《神道指令》，日本開始實行信教自由與政教分離。原由國家頒布的《宗教團體法》于同年12月18日撤銷，同時公布了《宗教法人令》。過去依據《宗教團體法》，曾把原有的佛教13宗56派，統合為13宗28派。在《宗教法人令》公布后，又各分派獨立，成為270個教團。根據信教自由的原則，隸屬和脫離所屬的宗派是被允許的，從而使寺院之間的隸屬關系松弛。
        戰后新興宗教有顯著發展。據統計，日本大約每20人中即有一人參加新興教團，其中70％屬于日蓮系。主要有：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妙智會、靈友會、佛所護念會、日本山妙法寺大僧伽、念法真教、孝道教團、解脫會、真如苑等。此中除天臺系的念法真教、孝道教團和真言系的解脫會外，其余創價學會等均屬于日蓮系。這些新興教團，多與政治活動發生聯系。
        新興教團開始產生于戰前，戰后依《宗教法人令》而被公認。由于傳統佛教考慮的主要是生死大事，對于現實問題不很關心。新興教團所關心的不是死后，而是要實現天國于地上。如創價學會就主張把“真善美”，改為“利善美”，換“真”為“利”，追求地上幸福的實現。這種思想比較適合時代潮流和日本國內形勢，故新興教團不斷得到發展。到目前為止，佛教仍是日本的主要宗教，現在日本各地有佛教各宗宗立男女大學20余所。還有許多學會、研究團體，專門從事佛教的研究。各宗還派遣傳教師到歐美各國建立別院，進行佛教宣傳。
　　
        日蓮（Nichiren 1222～1282年） 日本佛教日蓮宗創始人。俗姓貫名，幼名善日。祖籍遠江國（今靜岡縣），生于安房國（今千葉縣）小湊。幼年于本縣清澄山寺從道善落發，名蓮長，后改名日蓮。初學真言宗，后游鐮倉，偶逢延歷寺尊海，結伴登比睿山，從諸學匠習天臺教義十余年。又巡游大和（今奈良）、紀伊（今和歌山）等地寺院，結識了禪宗名僧辨圓、道元等。認為“末法”時代，唯有《妙法蓮華經》是諸經中最勝之經，是與時機相應之法。1253年歸鄉訪親，登清澄山面對旭日，高唱《南無妙法蓮華經》10遍，后世遂以此日為日蓮宗開宗之日。旋于清澄山寺大開法席，依《法華經》反對凈、禪、密、律諸宗。提出四句格言：“念佛進無間地獄，禪宗是天魔，真言宗導致亡國，律宗是國賊。”引起各宗的反對，為其師道善和邑主東條景信所怒逐；遂逃傳鐮倉結草庵，日夜誦讀《法華經》，并時到街頭高唱《法華經》題目，贊其功德，向來往男女傳教。1260年，將所著《立正安國論》上之幕府，以立正為因，安國為果，立正就是信仰《法華經》，要求禁止凈、禪諸宗，專奉法華信仰，大觸北條時賴之怒，以誑惑罪發配到伊豆（在今靜岡）之東。兩年后被赦回鐮倉，仍罵諸宗如故。后又被幕府逮捕，發配佐渡（在今新潟）。他在此為諸弟子撰《開目鈔》、《觀心本尊鈔》等，闡明宗義，采取闡述“攝受門”的態度。三年后被赦回鐮倉。不久至甲斐（今山梨）身延山建草庵，為弘布《法華經》道場，即今蓮宗總本山的身延山久遠寺。寂后大正天皇追謚立正大師號。著作尚有《守護國家論》、《教機時國鈔》等。
　　
        榮西 （Eisai 1141～1215年） 日本佛教臨濟宗創始人。俗姓賀陽，號明庵。備中國（今岡山縣）吉備郡人。幼年從父學佛，14歲在本郡安養寺從靜心落發，旋登比睿山受大乘戒。19歲于比睿山就有辯學天臺教義，又到佰耆（今島取）的大山從基好學密教。后又還比睿山精讀藏經。1168年到中國求法，先到明州（今浙江寧波）訪廣慧寺，繼往天臺山巡禮圣跡，得天臺章疏等30余部回國。1187年再次入宋，原擬去天竺（印度）巡禮佛跡，未獲當地知府許可，即上天臺山謁萬年寺虛庵懷敞，后隨虛庵至寧波天童寺，繼承臨濟正宗的法脈。在天臺山時曾舍衣缽之資，修理智者大師塔院，到天童寺又贊助重修千佛閣工程，1191年回國。1196年于博多建圣福寺，弘揚臨濟禪風，為日本禪寺之始。1202年將軍源賴家于京都創建仁寺，請榮西為開山，遭到南都和北嶺諸宗反對，乃作《興禪護國論》3卷，駁斥諸宗的謗難，名聲大振。翌年，建仁寺設立真言院和止觀院，作為傳播天臺、真言、禪三宗的基地。后應將軍源實朝之請，至鐮倉創壽福寺，初傳禪宗于關東。他融合天臺、真言、禪三宗，形成日本臨濟宗。著作還有《喫茶養生記》、《出家大綱》等。 （林子青）
        《入唐求法巡禮記》 佛教史傳。日本天臺宗三祖圓仁著。略稱《入唐巡禮記》、《巡禮記》、《五臺山巡禮記》、《巡禮行記》、《求法行記》、《入唐記》等。為圓仁入唐求法9年（838～847年）中的日記，分4卷，詳述其親歷唐文宗、武宗、宣宗三代，地涉今江蘇、安徽、山東、河北、山西、陜西、河南七省的見聞。記述內容涉及日本遣唐使的組織；入唐使船的構造；中國大陸沿海的地理；唐時新羅人的通商；唐代都市和地方的行政、交通、習俗、年中行事；五臺山、長安的佛教；會昌禁佛的經過；節度使的反叛等。不僅對研究唐代佛教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而且也是研究中日交往以及唐代政治、經濟、制度、風俗、交通、地理、民俗、書志、語言，以及藝術、音樂、歷學的重要資料。本書還記述了一些未見于正史的史料，如武宗對宦官的見解、翦除宦官的計劃及其失敗的經過；會昌二年（842年）十月九日所記武宗對僧人所下的還俗敕令等。本書抄本自明治（1868～1912年）中葉發現后，遂為史家所重視，與玄奘的《大唐西域記》、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并稱為世界三大旅行記。
        該書作者親筆原文已佚。日本明治中葉，三上參次等調查京都東寺觀智院文書，發現正應4年（1291年）沙門兼胤所書寫的古抄本，后被指定為國寶，并以活字印刷收入《續續群書類聚》、《大日本佛教全書》。繼出的有東洋文庫本。另有信濃津金寺長海大僧都于文化2年（1805年）據睿山飯室谷松禪院本書寫的異抄本，大正3年（1914年）作為《四明余霞》的附錄本刊行。
        美國研究日本的學者賴肖爾，于1955年用英語翻譯并注釋了本書，題為《圓仁日記——一個到中國求法朝圣者的記錄》，第一次向西方學術界作了介紹。繼之又出版《圓仁唐代中國之旅》。日本有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禮記之研究》4卷，足立喜六譯注、鹽入良道補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