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地佛教，其時間跨度自黃武元年(222)至天紀四年(280)，共近六十年的歷史。吳地佛教以建康為中心，佛教活動仍以譯經為主，與魏地佛教相比，吳地譯經更具規模，著名的譯經僧有支謙和康僧會，這兩人雖然祖籍西域，但由于生長在漢地，長期接受漢文化的熏陶，因而在其譯籍中能夠注意佛教文化和漢地文化的結合，這是印度佛教在中土生長的重要標志。

       支謙，字恭明，生卒年不詳，佛教居士，祖籍大月支國，他祖父在漢靈帝時來華，他自己則是生長在中國的僑民。他十歲開始讀書，學習中國文化，十三歲學習西域文化，據說后來他能通曉西域六國文字。他曾從支讖的弟子支亮受學，漢獻帝末年，因避亂而過江，來到東吳，受到吳主孫權的重視，孫權親自垂問，拜為博士，并任東宮太子的老師。當時吳地佛教雖然很流行，但經典多是梵本，缺少漢譯本。支謙通梵漢兩語，就集眾經，著手譯介，從黃武元年(222)至建興(252-253)年間，共譯出經典二十七部(此據《出三藏記集》卷十三之《支謙傳》，同書卷二又載為三十六部，四十八卷，《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所附之《支謙傳》則記為四十九部)。太子即位后，支謙謝絕世務，從竺法蘭受五戒，成為居士，所交往者皆僧人，后來終了在穹隘山中，俗齡六十歲。

       支謙所譯的主要經典有：

    《維摩詰經》二卷，此經已佚，現存標為支謙所譯的同名經典乃是后人所譯，冠以支謙之名而已。

    《大明度無極經》四卷(或作六卷)，此經是支讖所譯《道行般若經》的同本異譯，宣傳大乘般若思想。

    《首楞嚴經》二卷，此經是支讖所譯《首楞嚴經》的改定本，支謙覺得支讖譯出的這部經典，譯文辭質而多胡音，因而加以修訂。

    《慧印三昧經》一卷，此經是大乘禪經，“慧印”是指如來智慧同諸法實相的契合相印。修習這種禪定，能夠得到如來智慧，此為慧印三昧。

    《老女人經》一卷，此經也是宣傳大乘般若空觀的。

    《阿彌陀經》二卷，此經宣傳彌陀凈土信仰，為了有別于后來羅什所譯的《阿彌陀經》，支譯此經也稱《大阿彌陀經》。

    《了本生死經》一卷，此經的內容是釋迦牟尼初轉法輪時所宣說的四諦、緣起論等學說。

    《法句經》二卷，此經是支謙和竺將炎共同譯出，其梵本是天竺僧維祇難帶來的，一說此經就是維祇難所譯，其實現存標為維祇難譯的《法句經》，可能是由支謙修訂而成的。

    《無量門微密持經》一卷，此經宣傳大乘陀羅尼門修行法，從體裁上看，屬于一種會譯，是由《微密持經》、《總持經》和《陀鄰尼經》相對照而會譯成的。

        這些譯典中，最為重要，在中國佛教史上影響最大的當是《維摩詰經》，此經講述了在家居士維摩詰的故事，強調佛法不離世間，信佛不一定要出家，關鍵在于要有堅定的信仰和自覺的修行。此經的核心理論，乃是“不二法門”，所謂“不二”，是一種非一非異的中觀思想，生滅不二，垢凈不二，善惡不二，罪福不二，有漏、無漏不二，世間、出世間不二，生死、涅槃不二，明、無明不二，色空不二，佛與眾生不二，等等，共有三十一種不二法門，然其意在說明，一切都是無差別的，是沒有對待的境界。這種思想極受魏晉士人的歡迎，也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個重要理論來源。

        支謙譯風總的特征是重“文”，即偏重于意譯，支敏度稱，支謙的譯典，“頗從文麗，然其屬辭析理，文而不越，約而義顯，真可謂深入者也”(《合首楞嚴經記》，《出三藏記集》卷七)。但要做到文而信是很困難的，事實上道安和僧肇也都對支謙之譯提出過批評。

        如果說，支謙是吳地佛教的奠基者，那么，康僧會則推動了江南佛教的更進一步發展，對江南佛教的貢獻更大。

        康僧會(？-280)，也是生于中國的西域僑民，其祖當為康居國人，后移居天竺，他父親是商人，來華經商，居住于中國南端的交趾一帶。康僧會十歲時，父母去世，他服喪期畢，隨即出家為僧。出家后，他廣泛閱讀，對佛經和儒家六經，以及諸如天文、地理、圖讖等方面的典籍，都有很深的了解，他也寫得一手好文章。如此看來，吳時在南方沿海，佛教流行很廣了，此地佛教，或是從北方傳來，這是可以肯定的，安世高就到過廣州，或是從海上傳來，這也有可能，吳國與東南亞、印度，甚至大秦(羅馬)都有來往，完全有可能從印度傳入佛教，但這還需要史料的證明。

        康僧會于吳赤烏十年(247)北上到達建業(今江蘇省南京市)，一說是赤烏四年(241)到達(見《吳主孫權論敘佛道三宗》，《廣弘明集》卷一)。據說他剛到建業時，吳地人還是第一次見到持錫著袈裟的僧人，許多人認為他十分“矯異”，甚至有人把此事向皇上報告，要求嚴加查處。孫權以他漢明帝夢見金人的知識，召見康僧會，康僧會以異術取得孫權的信任，他后來在京城的佛教活動，都得到了孫權的支持。

        康僧會的譯典數量，《出三藏記集》卷二記為二部，十四卷，即《六度集經》九卷和《吳品》五卷。《高僧傳》卷一本傳中還講到康譯《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經》、《察微王經》和《梵皇王經》，這四種經其實已收入《六度集經》中了。《吳品》已佚，后世道安等人也沒有提到過此經。康僧會還寫有一些經注及經序，現存《安般守意經序》和《法鏡經序》。

        康僧會的佛學思想，大小乘兼具，儒道佛會通，是一位很有特色的佛學家。

        自安世高開譯事以來，中土佛教就存在著兩個系統，即安世高所傳的小乘和支讖所傳的大乘，康僧會把兩者結合起來，他的小乘佛學是直接從安世高的三弟子(韓林、皮業、陳慧)學的，而且是“非師不傳”，不敢超出。他的異術，也與其小乘佛學的修養有關。從其譯籍看，他又十分重視大乘佛教，所譯《六度集經》，乃言大乘菩薩所應修持的六種法門：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明(后譯為“智慧”)。小乘佛教講自度，以禪修正自心，大乘佛教更講度人，以六度救世人，治國家，兩者結合，為“正心治國”(《六度集經》卷八《明度無極章》云：“教吾子孫，以明佛法，正心治國。”)，這極似儒家的修齊治平。

        康僧會還融儒家的仁孝學說入佛，他曾告誡末帝孫皓，明主以孝慈訓世，以仁德育物，而孝慈仁德“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康僧會傳》，《高僧傳》卷一)。完全可以為佛教所用。儒佛各有特點，“周孔所言，略示近跡，至于釋教，則備極幽微”(同上)。兩者可以互補。康著還多采道家之言，例如，其《安般守意經序》中論“心”云：“心之溢蕩，無微不浹，恍惚仿佛，出入無間，視之無形，聽之無聲，逆之無前，尋之無后。”(《出三藏記集》卷六)這完全是道家的語言風格。康僧會實際上已有三教會通的看法，這在中國佛教史上也是首創。

        吳地的佛教文化，應當提及的是梵唄和寺像。關于梵唄，支謙和康僧會都有制作，據《高僧傳》卷一載，支謙依《無量壽經》(當為《大阿彌陀經》)、《中本起經》(當為《瑞應本起經》)作梵唄三契，康僧會則作泥洹(涅槃)唄。康制梵唄成為以后梵唄的楷模。吳地佛寺，最著名的是孫權幫助康僧會建立的建初寺。佛像也在吳地出現，康僧會到建業后，曾經“設像”，此像當為佛像，從交趾帶來。當時的畫家曹不興(一作曹弗興)，工龍、虎、馬和人物畫像，他在歷史上有“佛畫之祖”的稱譽，據說能在五十尺長的絹上作巨大的佛畫，他見到康僧會帶來的佛像，曾經加以摹寫，為吳地著名的佛畫家，但其畫跡早已散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