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佛圖澄的神異不同，道安在佛教史上是以譯經家和理論家的形象出現的，他組織國家譯場，總結翻譯經驗，整理所譯經典，研究佛學理論，制定僧團戒律，對佛教的中國化進行了積極而又有益的探索。

        道安(312-385)，俗姓衛，常山(治所在今河北省正定縣南)扶柳人，他的家庭是儒學世家，但他自己生于亂世，自幼父母雙亡，由外姓兄長孔氏扶養，在人生的早年就遭逢百難。他七歲開始讀儒書，十二歲出家(此據《高僧傳》，也有記為十一歲、十三歲乃至十八歲出家者)。因為他面孔長得丑，膚色黑，雖有悟性，卻不被師傅看重，而是被打發到田里做了三年農活，但他并未因此而懈怠，仍舊“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道安傳》，《高僧傳》卷五)。他向師傅借來一部五千言的《辯意經》，晚上干完活交還時，就能全部背誦出來，后來他又借了一部萬言的《成具光明經》，當晚歸還時又能全部背出，這才引起師傅的注意。年滿二十，道安受具足戒，并開始其游學生涯。

        道安游學時，曾在后趙都城鄴(今河南省安陽市北)見到佛圖澄，深受佛圖澄賞識，但佛圖澄門下的其他僧人，則因道安外貌不佳而看不起他，佛圖澄對大伙兒說，道安的學識是你們這些人誰也比不上的。道安在佛圖澄講經以后，經常加以復講，解答大家的疑問，做這種事他感到非常輕松，大家不得不佩服他，說：“漆道人，驚四鄰。”(同上)這個黑和尚真令人驚訝。

        佛圖澄死后的第二年，道安為避亂而來到濩澤(今山西省陽澄縣西)山區，在十分艱苦的情況下，他堅持讀經，又向同樣逃到這里來的一些僧人學習佛法，并寫下了《陰持入經注》、《大道地經注》、《大十二門經注》等作品，后來又與同學竺法汰一起避難到飛龍山(今山西省渾源縣西南)，在此遇到他當沙彌時的好友僧光(一作僧先)，兩人在討論佛理時，對以前兩人都遵循的“格義”方法產生了分歧，道安這時已放棄了格義，他認為，“先舊格義，于理多違”(同上)。這是道安學術風格的一大轉變，而僧光卻還是堅持老觀點，不允許道安對先賢所創的格義有所非議。

        約在東晉永和十年(354)，道安從山東來到河北，在太行恒山(今河北省阜平縣北)建造寺院，傳教弘法，信徒多達幾乎占河北人口的二分之一，有“中分河北”之說。升平元年(357)，道安又回到河南的鄴地，住受都寺，在此組織了數百人的僧團。這時石虎已經死了多年，后趙亦亡，鄴地已是前燕的都城。升平四年(360)，燕王慕容□死，內亂爆發，道安再次避難，先后到過鄴城西北的牽口山、王屋(今山西省垣曲縣東北)的女休山和陸渾(今河南省嵩縣東北)一帶，期間遭盡磨難，天災人禍，一齊襲來，在陸渾，道安曾以木為食。興寧二年(364)，前燕慕容□派兵攻打河南，道安決定到襄陽去。

        在往襄陽途中，行至新野(今河南省新野縣)時，道安提出了佛教發展的兩條措施，一是需要得到君王的支持，二是要依靠大家的弘傳。鑒于第二點考慮，道安決定分張徒眾到各地去傳教，命竺法汰到揚州，法和到四川，他自己則率領慧遠等人直奔襄陽(后來前秦攻打襄陽時，道安又第二次分張徒眾，派慧遠東下，而慧遠則輾轉到了廬山)。

        約在東晉興寧三年(365)，道安到達襄陽，開始其歷時十五年的襄陽時期，在此比較安定的社會環境中，道安的事業進入第一個高峰期。

        道安在襄陽的活動包括：

        與名士、官員交往。道安交往的名士如習鑿齒、郗超等，官員如桓豁等。道安與習鑿齒的關系尤善，習鑿齒在道安接近襄陽時，就給道安寫了封信，表達他對道安的敬佩之情和對佛法的理解。到襄陽后，道安拜訪習鑿齒，習鑿齒自報家門，“四海習鑿齒”。道安也自報，“彌天釋道安”。一時成為名對。為了與南北朝時寫過《二教論》的道安相區別，在佛教史上也稱東晉的道安為“彌天道安”。

       講經注經。道安對般若學特別重視，他每年要講兩次《放光般若》，他還對《放光》和《光贊》進行了對比研究，首次向內地介紹《光贊般若》，至于經注，據《高僧傳》載，道安在襄陽所做的經注有二十二卷，其中包含了對般若類經的注。

        制定僧規。為了加強僧團管理，在戒律仍不完備的情況下，道安制定了一些僧人所守的戒律，這些戒律包括講經說法時的儀式；日常的修行、飲食諸方面的規范；布薩(半月一次的誦戒集會)、差使(每年夏安居結束后請有德者指出他人罪過)、悔過(自悔其過)諸方面的儀式的規范。

        制定經錄。自安世高譯經以來，所譯經典缺乏一個系統的整理，道安第一次進行整理編目，并考證譯者。有了這樣的經錄，后人的譯事和撰述就有了根據。關于這部經錄的名字，首見于隋費長房的《歷代三寶記》卷八，為《綜理眾經目錄》。此錄原本已佚，《出三藏記集》卷二至卷五是以此錄為藍本的，大致可以見其原貌。此錄包括經、律、論錄二百四十五部，四百五十七卷，失譯經錄一百三十四部，涼土異經錄五十九部，七十九卷，關中異經錄二十四部，二十四卷，古異經錄九十二部，九十二卷，疑經錄二十六部，三十卷，以及道安自己的著述二十四部，二十七卷，還有雜經志錄，共收佛典六百三十九部，八百八十六卷。

        道安的個人品德和學術成就，引起了前秦君王苻堅的注意，他曾遣使送給道安許多尊貴的佛像，一直想得到道安，以輔其政。前秦建元十四年(378)苻堅遣苻丕攻打襄陽，次年攻下，獲道安，并送回長安，苻堅非常高興地宣稱，“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同上)。一人指道安，那半人指習鑿齒，習鑿齒腿有殘疾，故苻堅戲稱為半人。自此，道安開始了長安時期的生涯，直至去世。

        在長安，道安的主要活動是組織力量譯經，長安的譯事得到了苻堅政府的支持，所譯經典，包含了大乘般若類經，比如補譯了《大品般若經》，這就是《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抄》五卷；也有小乘類經，包括阿含類和毗曇類；還有戒律類經，如《十誦比丘戒本》一卷、《比丘尼大戒》一卷和《教授比丘尼二歲壇文》一卷。

        道安總結了佛經漢譯的經驗，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譯原則。“五失本”是指五種改變或失去原經本來表達方式的情形：一是把原經中的倒裝句改為漢語的表達習慣；二是把原本中質樸的表達方式加以修飾，以適應漢人好文飾的習慣；三是刪除原本中繁雜重復的部分，使之簡約；四是對于原本中總結全文的“義記”部分，因為與前文重復，可以不譯；五是原本在講完一事而另述一事時，常常先重述前事，再啟下文，這段重述，也可以不譯。“三不易”講三種使譯者很難表達佛經原意的情形：一是圣人造經，都是因時制宜，譯文也應適應時勢，但這很困難；二是譯文應當適應人們的理解力，這也比較困難；三是經文離佛久遠，理解力平平者要想準確地表達佛經的原意，也相當困難。有此三大困難，譯經者應當謹慎從事。

        道安在長安的前四年中，仍沿襲以往的習慣，每年講兩次《放光經》，后來逐漸參與政事，為苻堅當參謀，深得苻堅敬重。

       道安的佛學思想，涉及戒定慧三方面，尤以慧學方面的般若性空思想最為突出。就其戒學思想而言，道安以戒學為戒定慧三學之首，他認為戒是規范人們行為的，如果行為不矜不莊，就已產生了傷戒之心，如此則難免不入三惡道中。在家和出家者都應以戒學為學佛之始，要堅定戒心，寧可持戒而死，不得犯戒而生。他還主張，戒學亦應該以慧學為理論基礎，只有悟般若真諦，才能真正持戒。

        就其定學而言，道安的早期思想中，由于受其師佛圖澄的影響，他也十分重視禪學或定學，他主張，“定”有三層含義，禪義、等義和空義，此三義對治人生的貪、瞋、癡三毒。禪定的目的是要認識般若本體之無，“執寂以御有，崇本以動末”(《安般注序》，《出三藏記集》卷六)。定學也是和慧學相聯系的。

        道安的慧學，包含大乘和小乘兩個方面，其大乘慧學，即其般若學，在般若派中，道安是屬于本無宗一派的。他非常推崇“般若”，他認為，“般若波羅蜜者，成無上正真道之根也”(《合放光光贊隨略解序》)。所謂“正真之道”，也就是“如”、“法身”、“真際”。而所謂“如”，是指如同這個樣子。什么樣子？“本末等爾”，本體和現象如一不二的狀態。所謂“法身”，指一，指常，指凈。凈也有“無”的含義，“有無均凈”。以這個“凈”為基礎，才能持戒，行定，“于戒則無戒無犯，在定則無定無亂”(同上)。“真際”是指無為而無不為的本體，“真際者，無所著也，泊然不動，湛然玄齊，無為也，無不為也”(同上)。道安也把般若本體等同于“真如”、“法性”，在處理本體和現象的關系時，道安把“執寂御有”看作“有為之域”，反對從本體的空性來認識現象，而應“據真如，游法性”，直接體現本體之無，“據真如，游法性，冥然無名者，智度之奧室也”(《道行經序》，《出三藏記集》卷七)。這真是好無之談。其實這個執寂御有正是道安早期禪學中的觀點，這反映了道安思想的變化，同時也可以明顯看出道安思想體系中的道家、玄學思想痕跡。

        道安的小乘慧學，特別表現為對毗曇學的推崇，他認為毗曇之學無比宏富，無比深邃，“要道無行而不由，可不謂之富乎？至德無妙而不出，可不謂之邃乎？”(《阿毗曇序》，《出三藏記集》卷十)佛法要道無不從毗曇流出，一切妙德都從毗曇產生。

        道安還統一了出家人的姓氏，以往僧人的姓氏，從西域來的，多以其國名為姓，天竺來的多姓竺，月支國來的多姓支，康居國來的多姓康，漢族僧人，或隨師姓，或多姓竺。道安規定，出家人都姓“釋”，這得到大家的認同，一直延續至今，這有利于增強僧團內部的凝聚力。

        道安信仰彌勒凈土，愿生兜率天，他常和弟子法遇等人“于彌勒前立誓，愿生兜率”(《道安傳》，《高僧傳》卷五)。關于彌勒信仰的經典，竺法護譯有《彌勒成佛經》一卷、《彌勒菩薩所問本愿經》一卷。彌勒是被認為將來要接替釋迦牟尼的未來的佛，住兜率天，兜率天在六欲天中。

        道安于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在長安五重寺圓寂，他一生著述頗豐(多收入《出三藏記集》中)，弟子眾多，以慧遠為最著名。道安在中國佛教史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其影響亦為恒久。唐代僧人彥琮在其《辯正論》中對道安的評價，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說：“道安法師，獨稟神慧，高振天才，領袖先賢，開通后學，修經錄則法藏逾闡，理眾儀則僧寶彌盛。世稱印手菩薩，豈虛也哉？”(《彥琮傳》，《續高僧傳》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