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統一，結束了近三百年的戰爭和分裂局面，給全國各族人民帶來了相對和平穩定的生活，一時曾出現“戶口滋盛，倉庫盈積”的升平景象。但戰爭遺留下來的各種問題相當復雜，新的社會問題又不斷產生。隋王朝為鞏固自己的統治，在采取各種政治措施的同時，提倡佛教，把佛教作為重要的工具。

       開皇元年(581)，隋文帝楊堅即位，詔令在全國范圍恢復佛教：“聽任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并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而又別寫藏于秘閣?！敝率埂疤煜轮藦娘L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于六經數十百倍”(《經籍志》，《隋書》卷三五)。文帝在位二十年間，共“度僧尼二十三萬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寫經四十六藏，一十三萬二千八十六卷，治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萬六千五百六十軀”(《釋迦方志》卷下)。

       據載，楊堅少時受尼姑智仙的養育，“年至十三，方始還家”(《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故于即位后，他“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興由佛”(《舍利感應記》，《廣弘明集》卷十九)，于是著意復興佛教。開皇十三年(593)，他更說：“弟子往藉三寶因緣，今膺千年昌運?！边@當然是神化自己政權的說法，不可輕信。因為事實上，隋王朝的復興佛教當有其更深遠的考慮。

       南北朝后期，佛教在北方地區已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北周武帝廢佛，使“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歷代三寶記》卷十一)。從國計民生著眼，這是必要的措施，但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佛教已成為廣大民眾普遍信仰的情況下，粗暴的行政手段，往往激發出信奉者更為強烈的宗教感情。宋人宋敏求曾指出：“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釋氏，以收人望?！?《長安志》卷七)這就相當準確地揭示了楊堅復興佛教的基本政治意圖。

       此外，早在北朝時期即已經出現的流民問題，至隋初更為嚴重。流民人數約近總人口的一半，這對恢復和發展經濟是一大障礙。為此，隋文帝曾數度聲勢浩大地招攬逃匿僧侶出山。如開皇十年(590)，下詔聽許私度僧尼出家，一次受度者達五十余萬人，從而使非法的流亡者取得合法地位。這種措施帶有明顯的召致流民歸土的經濟意向。

       與此同時，隋文帝更致力于傳統儒學的復興，把儒家思想作為最根本的統治思想。公元589年，文帝下詔伐陳，所述理由全以傳統的政治倫理觀念為基本依據。隋初他重用儒士，在禮部尚書牛弘的支持下，設立太學，并注意收集散佚民間的儒家經典。據載，當時百姓“負籍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隋書》卷七五)。591年，文帝下詔曰：“朕位在人王，紹隆三寶，永言至理，弘闡大乘?！?《歷代三寶記》卷十二)就是說，他是以“人王”的身份來復興佛教的，所以佛教必須樹立皇權至上的觀念，忠實地執行“為國行道”的義務。文帝在給天臺宗領袖智□的一封敕書中，明確申述了這一指導思想，要智□“獎進僧伍，固守禁戒”，“宜相勸勵，以同朕心”(《國清百錄》卷二)。他在京城興建了具有“國寺”性質的大興善寺；又以學問僧組成“二十五眾”，作為國家管理全國僧尼和領導佛教方向的中心。又于相州戰地建伽藍一所，為在戰爭中死去的亡靈追福，將造寺活動與政治目的聯系起來。文帝在位期間，佛教被嚴格控制在封建王權之下，寺院和僧侶之數遠低于南北朝時期。

       此外，為配合統一的政治形勢，隋文帝接受歷代帝王崇佛或廢佛的經驗教訓，試圖建立以儒學為核心，以佛、道為輔助，調和三教思想的統治政策。他宣稱：“門下法無內外，萬善同歸；教有淺深，殊途共致?！?《歷代三寶記》卷十二)據此，他提出要在儒家崇拜的五岳建造佛寺。他又說：“朕服膺道化，念好清凈，慕釋氏不二之門，貴老莊得一之義?！?《歷代三寶記》卷十二)對于道教也采取容納態度。在這一背景下，李士謙的“三教鼎立”說和王通的“三教合一”說便應運而生。李士謙認為，三教的關系，猶如“三光在天，缺一不可”(劉謐《三教平心論》)；王通認為，三教都有助于封建統治，故有待“皇極之主”，以“共敘九疇”(《中說·周公》)。這些主張，成為隋以后統治者處理三教關系的主要方針。

       由此可見，隋文帝復興佛教，是在以儒家思想為根本統治思想的前提下進行的。這一政策，對于隋初統一國家的重建，民族矛盾的緩和，南北文化的交流等諸方面起過積極作用。但在文帝的后期，逐漸“不悅儒術，專尚刑名”，進而沉湎于佛教，從而失去原先對佛教只在利用的本意。

       隋煬帝楊廣在歷史上以暴君著稱，但為了掩蓋他兇殘暴逆的真實面目，也對佛教采取扶持利用的態度。隋平陳時，身為晉王的楊廣“深慮靈像尊經，多同煨燼；結鬘繩墨，湮滅溝渠。是以遠命眾軍，隨方收聚”(《辯正論》卷三)。并親制愿文，自稱“菩薩戒弟子”，表示對佛教的保護。平陳之后，楊廣于揚州命人整理舊經，并寫新本，合六百一十二藏，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萬三千五百八十卷；修治舊佛像十萬一千軀，鑄造新佛像三千八百五十軀；度僧尼六千二百人。另一方面，他又對佛教嚴加控制，使其絕對服從皇權的需要。590年，楊廣把江南宗教界有影響的和尚、道士集中到揚州，受其支配；607年，即篡位后的第三年，他更下令沙門致敬王者。

       隋煬帝的佛教政策，在他與高僧智□的特殊關系中更能清楚地得到反映。591年，楊廣慕智□之名，招請他來揚州，賜“智者”大師稱號，智□則回授楊廣“總持菩薩”的法號。其后，楊廣又一再邀請智□前往揚州，為他主持授戒法會，撰寫《凈名經疏》等。由于智□并不樂意為隋王朝服務，處處表現出貌合神離的情緒，乃至公然與之對抗，從而受到楊廣的嚴密監視。595年，楊廣在手書中明確要求智□“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國”(《國清百錄》卷二)，即把名教置于佛法之上，維護國家的秩序，警告他務必放棄與新王朝的對立態度。同時，智□也清楚地意識到，“王秉國法，兼匡佛教”(《國清百錄》卷三)，佛教最終要屈服于王權。所以他又說：“今王途既一，佛法再興。謬課庸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外護。”(《智□傳》，《續高僧傳》卷二一)表示希望通過王權的外護以保證佛教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