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佛教的繁榮發達，建立在強大的寺院經濟基礎上。隋唐寺院經濟與南北朝相比，更有所發展。

    作為社會特殊階層的僧侶，如何維持團體生活和保證寺院佛事活動，直接關系到佛教的組織形式和發展趨勢；而統治者的經濟政策，則在很大程度上對它形成制約。佛教傳入中國之初，僧侶就被當作方外之賓，免除一切世俗義務，特別是兵役、勞役和賦稅。逃避役賦，成了僧侶隊伍不斷擴大，并與皇權政治發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歷史上一再發生沙汰沙門和毀佛滅法事件，也根源于此。

    按佛教基本教義，僧侶應以乞食為生；寺院建立以后，則靠施主的布施維持。乞食中的高級僧侶可以往來于廟堂，作清客，任謀士，而大多數則游走江湖，貧困無著。寺院的生活相對穩定，但由于施主的窮通變化，貧富之差也相當明顯。東晉末年，僧侶中出現經商、作工、行醫、為巫等自謀生路的現象，遭到社會輿論的嚴厲譴責。北魏時期，采取確立浮圖戶和僧祇戶的辦法，使寺院同時成為社會的一種特殊經濟實體。在南朝，梁武帝用“舍身”之類手段，為寺院經濟的積累提供了條件。

    寺院經濟的發展，使佛教對民眾的吸引力，遠遠超出避役逃賦的消極目標。某些僧侶的權勢熏天，富貴安適，到隋唐達到令人目眩心醉的地步，以至有“選官不如選佛”的諺語。貴族出身的凈覺和尚，“不窺世典，門人與宣父中分；不受人爵，廩食與封君相比”。一個并不著名的僧侶懷信作《釋門自鏡錄》，序其優裕生活道：

    至于逍遙廣廈，顧步芳蔭，體安輕軟，身居閑逸。星光未旦，十利之精饌已陳；日彩方中，三德之珍羞總萃。不知耕獲之頓弊，不識鼎飪之劬勞。……若乃悠悠四俗，茫茫九土，誰家非我之倉儲，何人非余之子弟？……盱衡廣殿，策杖閑庭，曳履清淡，披襟閑謔；避寒暑，擇甘辛；呵斥童稚，征求捧汲……

    由于唐朝政府對佛教采取利用的政策，寺院和僧尼數字都有所增加，寺院規模不斷擴大。寺院在建造、維修方面的支出以及僧尼日常生活費用的支出，需要強有力的經濟背景。據載，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寺院在造像、寫經以及舉辦各類法會方面的所費也十分驚人。上述廣泛的耗資，除了帝王的賜予，貴族、官僚、士人乃至一般民眾的資助，主要是通過寺院本身的土地經營、高利貸等世俗手段而實現。

    唐初實行均田制，僧尼獲得依據均田制而受田的權益：“凡道士給田三十畝，女冠二十畝；僧、尼亦如之”(《大唐六典》卷三)；“其寺觀常住田，聽以僧尼道士女冠退田充”(《唐會要》卷五九)。國家正式承認寺院經濟屬于社會經濟的一種成分，而其免役免賦的特權并未取消。肅宗至德二年(757)敕曰：僧尼“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余三分并任終身自蔭，身沒之后，亦任回授近親。”(《通典》卷十一)結果是，寺院經濟惡性膨脹，丁口急劇流入佛門，政府不得不三令五申，頒行度牒，限制度僧，而弘度始終不止，無籍僧尼大大超過國家可以統計的數量。安史之亂及其以后，國家不得不采用鬻賣度牒的方法，籌集軍餉，充實國庫。

    隋唐寺院經濟大體有兩種類型，首先是朝廷敕建的“國家大寺，如長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別有敕賜田莊。所有供給，并是國家供養”(《法苑珠林·祭祠篇》)。隋開皇(581-600)中，詔賜少林寺地一百頃；武德八年(625)，又“敕賜寺前地四十頃為常住田”(《金石萃編》卷七四)。唐高宗在賜給西明寺田園百頃之外，還配以“凈人百房，車五十輛”(《全唐文》卷二五七)。開元十八年(730)，經金仙公主奏請，將范陽某“麥田莊并果園一所及環山林麓”，“永充(云居寺)山門所用”(《金石萃編》卷八三)。在帝王的帶動下，貴族官僚也爭相以田地財產資助寺院，乃至將整個莊園舍為寺院。如隋司徒陳杲仁將他的“別業”舍入景星寺，該處“紅沼夏溢，芰荷發而惠風香；綠田秋肥，霜露降而嘉禾熟”(《全唐文》卷九一五)，是一個收入可觀的田莊。唐代詩人王維，將輞川“別業”舍為清源寺，其中“草堂精舍，竹林果園齊備”(《王右丞集》卷十七)。因此，時人有這樣的議論：“沙門盛洙泗之眾，精舍麗王侯之居。既營之于爽塏，又資之以膏腴。擢修幢而耀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內德篇·辨惑》，《廣弘明集》卷十五)

    這種在政治庇護下的寺院經濟，作為封建經濟體系的組成部分，通過獨立自主的經營，加入當時土地兼并行列，獲得飛速發展。據記載，“寺觀廣占田地及水碾硙，侵奪百姓”(《全唐文》卷十九)的事時有發生。如僧慧范“恃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產”(《資治通鑒》卷二一○)。又如貞元末(805)，寺院與中貴結合，逼迫馬暢施舍田園第宅，致使暢“晚年財產并盡。身歿之后，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舊唐書》卷一三四)。寺院經濟與世俗莊園的同步發展，以至出現武則天時“所在公私田宅，多為僧有”(《資治通鑒》卷二○五)；代宗時“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于寺觀，吏不能制”(《舊唐書》卷二一八)的局面。唐睿宗為昭成皇后追福，改建洛陽景云寺為昭成寺，此寺于河陰(河南滎陽與武陟之間)置有“僧朗谷果園莊”，從代宗廣德二年(764)到德宗貞元二十一年(805)的四十一年中，施田買地及兼并周圍土地計一千七百九十一畝。又據載，浙江天童寺有田一萬三千畝，“跨三都五縣，有莊三十六所”(《天童寺志》卷八)；阿育王寺有田十頃，系“陸水膏腴之沃壤”(《金石萃編》卷一○八)；山東長白山醴泉寺有莊園十五所(《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所謂“比置莊田，恣行吞并”，成為唐代特有的寺院經濟格局。除了寺院所建莊園，還有僧侶私有莊園。如中唐僧人道標，“置田畝，歲收萬斛”(《宋高僧傳》卷十五)；又有釋圓規，“好治生，獲園田之利，時謂之空門猗頓”(《宋高僧傳》卷二○)。

    隋唐寺院莊園的經營，采取與世俗地主相似的方式。西明寺在受賜田百頃的同時，又配以凈人百房，表明在寺院莊園中勞作的主要是依附農民。他們擔負起田地耕作、果園管理、碾硙運營等勞動。此外，許多莊園還經營邸店(倉庫)、店鋪(商業)、車場(出租馬車)等行業，以及無盡藏(主要為高利貸)金融事業。從敦煌出土的文獻資料看，唐代寺院的高利貸經營范圍很廣，包括糧食、現金、布匹的發放，乃至典身入寺為奴。

    莊園式的寺院經濟，是中國佛教宗派得以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持下，才能為創造發達的宗教哲學體系提供客觀條件，培養出一大批有學問的僧俗弟子，組成比較穩固的、獨立的教團。從這個意義上說，隋唐的許多大型寺院，也是國家重要的學術中心。

    但是，國立寺院即使再發達，也遠不能滿足與日俱增的佛教徒的需要。居士集資和僧侶自建的簡陋寺院，大大超過國立寺院的數量。它們大都處在山野偏僻地區，介乎合法與非法之間，其成員多由各色逃亡的流民組成，經濟情況與官寺迥然不同。其中禪宗寺院最具代表性。

    禪林經濟的興起，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歷史背景。禪僧謀求為自己建立穩定的傳法基地和經濟基礎，開始于四祖道信，至五祖弘忍而取得相當的成功。此后，禪宗勢力及于全國，足以與所有國立寺院的諸大宗派相抗衡。他們聚居的人數，動輒成百上千，居處多為自造的茅茨巖穴，甚至見不到可以崇奉的諸佛偶像。經過安史之亂，禪宗在南方得到急速發展，引起朝廷和地方官僚的注目。唐武宗會昌滅佛，給舊式寺院經濟以致命的打擊，大寺院及其經濟體系破壞殆盡。與此同時，可以為國家承認和保護的另一類寺院經濟體制卻保存完好。這就是禪林經濟，它屬于隋唐寺院經濟的另一種類型。

    八世紀中葉，道一在湖南、江西一帶提倡農禪結合的佛教生活，影響很大，他的門徒散居南方山林，競建禪院，自謀生計。懷海制定“上下均力”的“普請法”，同時重整佛教清規戒律，成為其他禪寺爭相效仿的楷模。以自給自足為特征的經營方法，也開始滲透到其它寺院。九世紀中葉，江南禪林經濟已有了長足的發展，其性質也出現重大變化，類似于世俗地主莊園的經營方式普遍形成。據禪宗典籍記載，較早的禪林莊園是普愿的池州南泉莊。唐末著名的有義存在福州的雪峰莊，智孚在信州的鵝湖莊，道膺在洪州的麥莊等。莊園的主管僧稱“莊主”，他的主要職責是“視田界至，修理莊舍，提督農務，撫安莊佃；些少事故，隨時消弭”(《敕修百丈清規》)。這種租佃經營，是把土地出租給契約佃農，直接收取地租。如廬山東林寺出租荊州田畝，“收其租入”(《全唐文》卷七二一)；大溈同慶寺，“僧多而地廣，佃戶僅千余家”(《五代史補》卷三)。禪林經濟完全世俗地主化了。從唐末五代到兩宋，隨著禪林莊園經濟的壯大，大規模的寺院又紛紛創建和繁榮起來，禪宗獨盛的局面已經形成。

    盡管禪林經濟與前述的傳統大寺院經濟均屬封建地主經濟，但前者始終以獨立的自我經營為主，在經濟上極少、甚或不依附國家的資助或官僚的布施，加上遠離城邑鬧市，所以表現在教派風格上，往往游離于當前嚴酷的政治斗爭之外，同當權者保持一種疏散的，時而不合作的態度。這種超然的境界，對于失意落魄者，或一時需要心理平衡的士大夫，有相當大的吸引力。而這類人士的廣泛參與，又使禪宗思想發生演變，從而加速佛教思想文化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融合。

    隋唐寺院經濟的繁榮，也造成了與世俗地主利益的矛盾。唐初傅奕在他的反佛理由中，已經提到這一點，并列舉了許多事實。此后，幾乎歷朝都有以此為由排斥佛教的。武則天在位時，狄仁杰指出，寺院“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舊唐書》卷八九)，無益于國計民生。李嶠也說，佛教經濟的發展給國家利益帶來了嚴重危害：“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補之？”(《舊唐書》卷九四)中宗時，辛替否認為：“今天下之寺蓋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甚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舊唐書》卷八九)天寶(742-756)以后，這種矛盾更為突出起來。德宗時彭偃指出，僧尼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所費極大。所以他建議，令僧尼“就役輸課”，與百姓同，“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舊唐書》卷一二七)。結果未予施行。楊炎將當時國家財政收入受困原因，也部分地歸之于佛教。他說：“凡富人多丁者，率為官為僧，以色役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舊唐書》卷一一八)于是而制定兩稅法，據地出租，隨戶雜徭，推及寺院。但由于寺院僧尼不在戶籍，只限于納稅，依然享受免役特權。這種情況，直到宋代規定一切寺院必須繳納助役錢和免丁錢，才有重大的變化。